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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80周年专题丨听红军战士口述长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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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80周年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念。这是小希推出的“长征胜利80周年”专题第二期——听红军战士口述长征故事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今天,和小希一起,听听他们的长征故事(以下内容全部由红军长征官兵口述)......


1

姐姐背弟走长征

邓秀英 1935年作为家属参加长征


(图为姐姐背弟弟走长征雕塑图)


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哥。1935年8月,我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弟弟,守着几亩薄田、三间老屋。  

3岁的妹妹出痘死了,大哥在中坝一带的战斗中牺牲了,父亲在百丈关战役后病死,还未过门的弟媳能唱能吹成了红军的宣传队员……到过草地前,8个人只剩下4个在一起。

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三十一军当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有个姓胡的秘书;母亲则带着我和弟弟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里行军。 

红军家属多得很,每个县打面红旗。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6岁的弟弟齐我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母亲用一根麻绳把弟弟邓玉乾捆在我身上,那时我13岁,身高不到1米30。

一路上,我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烂泥坑里救不上来,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 

最苦的是饥饿。弟弟听到枪炮声从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有一次,妈妈也饿晕过去了,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母亲嘴里,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国民党军杀光了!


2

六个锅盔救全班

陈利财 12岁参加红军    


(图为红军长征过草地资料图)


6岁时母亲病故,12岁我就参加了红军。

当时街上有一个红军扩红的人,一边走一边喊,说参加红军可以吃到猪肉等等。我想吃什么无所谓,可真够威风,我就赶紧跳出来报名。

参加了红军之后,看我年纪小,大家都很照顾我,别人都要背着谷子,却什么也没让我背。

部队不仅发了新衣帽、裤子、鞋袜,还发了被子。没事的时候就学射击,用木头做成的“瞄准器”练“三点一线”,打得好奖给用纸做的汽车和火车,还学向左、向右向后转。总之一切都非常新鲜。

第一次战斗是打湖南茶陵,指导员说,“今天我们要打仗了,到时候机关枪、迫击炮都会响,你们不要怕,跟着老兵跑就行。”我因为个子太小了,没有枪背,所以人家就给我一把鬼头刀,跑了不一会儿就把敌人打跑了。大人都分了枪和子弹,只有我依然背着那把大刀。

参加过的有意思的战斗还有设埋伏,把竹子削成两头尖尖的签,然后涂上桐油,一半埋在地里,尖露在外面,等敌人来踩。

进入草地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如果东西多,跟大家分着吃,少就自己吃。多年的老牛皮、羊皮都被他们放在火上烧,卷得像锅巴一样,放在嘴里嚼。能吃的野菜早就被前面部队吃完了,很多人吃了毒野菜肚子胀得像气球一样,死掉了。

我手上有个家传的玉镯子,在草地上遇到的几个藏民看到那个玉镯眼睛放光,愿意出80块大洋买下来。我又拿这些大洋向藏民买东西吃,买到了六个大号“锅盔”(特别厚的大饼),班里每人有份。饿极了就把一块锅盔放在开水里一搅,美美地吃下去。正是因为这六个“锅盔”,我们班在过草地时死的人很少。


3

三发子弹打一仗

钟明 红三军团通讯员


(图为《十送红军》剧照)


长征途中,红军的弹药极其匮乏。有的部队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每人只许用三发子弹,而且还不能全部用完,要留一发备用。

因此,我们一般是打一枪,就往上冲,临近时,再开一枪,然后,就肉搏。如果有谁在一次战斗中把子弹打完,要受处罚。所以,红军战士基本都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长征中,红军中的子弹分两种,一种是尖头子弹,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这种子弹质量好,一般要交给机枪手用。另一种是圆头子弹,是从苏区弹药厂生产的,打不远,也打不中,有时连50米都打不到。

这种子弹里,装的是土火药,弹头也不是铜的——苏区非常缺铜,而是锡的,因为大余有一个锡矿。但是,锡比较轻,做弹头,既打不远,也打不准。

子弹匮乏问题,始终影响着长征中的红军,在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我们都在子弹袋里装上小木棍,吓唬他们。少数民族中的反动武装看见红军子弹袋鼓鼓的,就不敢袭击红军。

直罗镇战投,是我参军后打的第三仗。

当时是白天,我们红四连从一个开阔地往山上冲。开阔地前面是一条河,山上国民党军有几个团把守。

敌人火力很强。红四连还没有冲到河边,就被敌人几个团的火力死死压制住了。好几个排长死亡。

指导员肖前把剩下的叫到一起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冲上去,我们是中央红军,可不要叫陕北红军战友们小看我们。

就在我准备跃起冲锋的时候,指导员肖前摁住我的头说:“小钟,你是通信员,你就躲在这个坟包下面。如果我们回不来,你负责通知我们的家人,让他们不要悲伤,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值!”

这一仗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尽管我们最后攻下了这个山头,但付出了血的代价,全连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几个人。

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时,我与肖指导员在瑞金曾见过一面,想起当时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抱头痛哭。


4

一家九口走长征

李中权 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长


(图为红军长征资料图)


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

后来,我率队伍在途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见面时,我俩都没有告诉对方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掩护红军通信员,父亲戴上了红军帽,把敌人引向自己,并在搏斗中杀死两名敌兵,自己也身负重伤,爬回家中后终于抢救不及……

我跑了一夜,在天亮时找到了父亲那个画着五角星的坟丘——那是母亲亲手画上去的。

不久,已当了赤卫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在“肃反”中被杀害。

由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制造分裂,已经过了草地的四方面军走了个回头路,再度南下。一路上,第一次过草地中牺牲烈士的遗体还依稀可见。那时,我亲眼见到张国焘的马背上驮着两口袋鼓鼓的大米,他自然不需要吃野菜。       

但是,三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却为这一决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6年3月,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我意外地碰上了母亲和弟弟中柏、中衡和妹妹中秋。

那时得知二哥李中池战斗中牺牲了,中珍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石映昌也牺牲了。

五十多岁的母亲也已经重病在身,她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弟妹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四弟中柏告诉我,弥留之际,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问: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要找到我,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

当时,中柏弟交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可是在战斗途中,那张纸条丢失了。

1937年春天,我们兄妹四人在延安会合。

现在,他们也都不在了。


5

光头女兵过草地

危秀英 30位长征女兵之一


(图为《战争不相信眼泪》女兵剧照)


红一方面军8万6千余人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两位出发不几天,就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我半岁时母亲病死了,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去当了童养媳。

20岁那年,我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偷偷报名参加红军。

结果长征出发前夕,家里又把我卖给了地主。红军再一次解救了我。毛主席对我说:矮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万6千余人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两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没想到个头只有一米四的我过关了。

由于行军紧张,女红军们基本上不洗脸,不洗澡,更不能脱衣睡觉,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能睡,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

多到什么程度,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把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在贵州猴场休息时,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碴碴的,好不吓人。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曾用概括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虱子多,浑身刺痒难当。尤其是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得到适当的温度,便在身上到处蠕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所以,休息的时候,大家便会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这简直成了一种乐趣。

同在干部休养连的徐特立老人还编了一个“捉虱舞”,并亲自表演。

以后,女红军们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女兵邓六金学过理发,便施展技术,教会大家理发,互相推成了光头。秃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揪起来,然后连声叫: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


6

九死一生女团长

王泉媛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


(图为《十送红军》剧照)


1935年我随红军进入遵义,我和国家保卫局的王首道均被借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领导给我俩牵了线。到遵义第七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队将于明天离开。我被带到王首道的屋子……王首道送了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

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

长征路上结婚,我可是个特例。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转移的路上没谈恋爱的不准谈情说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就连邓颖超、贺子珍等人一般也不能与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级的这个决定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免不了结婚,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同志们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贺子珍、廖似光等5位长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红军受的磨难就是明证。没想到几位大姐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

1935年6月26日,我随中央卫生部到两河口时,王首道派通讯员送信给我,让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楼去。

天亮之后,我们又一次分别。然而,谁也没想到,等到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大军西征。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由四方面军1300多名女红军组成。

1937年3月,我们在河西走廊被马家军包围,损失惨重。

为了迷惑敌人,我命令全团官兵剪掉长发,一律男装,并改用三十军二八六团番号。在每人得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后,我率领已不足1000人的队伍进入梨园口阵地掩护部队撤退。

一个小时过去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所剩无几,连石头也扔得差不多了,全团最后只剩不足300人。

我在窑洞里被马匪俘虏,直到1939年才逃出来。

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党组织对失散人员的收留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接到这些钱,是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

1982年夏天,我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时才与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再相逢。

1994年,我在北京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和他拍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7

长征故事讲不完

方槐 红一军团干部


(图为红军长征故事资料图)


中央红军长征时要越过广州至武汉的粤汉铁路。农村出来的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没见过铁路、火车,认为世界上还有用铁铺的路,感到十分奇怪。白天部队进行动员,说今晚要过铁路,宣布了几条纪律:手电要把电池取出来;不要大声说话喧哗;自身携带的物品要整理好,水壶、刺刀等不能碰撞出任何声响;不准打火把;不准掉队……

深夜,部队开始通过铁路,有的人发现了,就去用手摸一摸铁轨,才知道铁路就是两根铁条放在木头上。更多人的则没有发现,过了铁路之后,不断地有人小声问身边的人:“怎么还没过?”

知道的战士就说:“你傻蛋,早过完了。”得知已经过完铁路了,一些战士觉得十分不甘心,竟然偷偷跑回去,摸一摸。那些没有跑回去的人则始终觉得很遗憾。

红军占领遵义后,我所在部队进至桐梓。他们野战医院住进贵州军阀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这是长征路上我住得最好的一次。

我发现楼里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原来昨天晚上一军团的部队住在这里,很多战士没有见过电灯,拿烟在灯头上点烟抽,点了半天也没点着,气得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骂道:“妈的,看你着不着!”结果把灯泡打炸了,引起一阵惊慌。

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时,有的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于是就把仅存的几个灯泡拧下来带在身上,说是以后夜间宿营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

饿肚子虽然很难受,口渴却比饿肚子更难受,而最难受的还是瞌睡。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部队日夜连续强行军,睡觉成了红军战士最奢侈的要求。那时每个人心里想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如果能睡上一觉就好了。”

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他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都睡着了。敌人用刺刀刺杀了红军医院的许多因睡着而掉队的担架队员、伤病员,医院的人员没有武器,就用扁担与敌人拼打。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听见有拼刺刀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敌人已经距我不到20米了。

我一脚踹醒睡在旁边的管理科长,然后起身就跑,结果科长的屁股上挨了敌人一刺刀。伤口因为浸水发了炎,无法再跟部队前进,被寄养在老乡家里,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科长。

我所在一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我是这200名幸存者中的一个。



那些关于“长征故事”的书


王树增 《长征》




“现在一本书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了,更有的书根本没有活过,而《长征》活了十年,还是以畅销书的姿态活了十年。

2006年因为《长征》出得太晚(10月初出版,长征在1936年的10月已经走完了),又没能列入重点书、推荐书之类的行列,借大势的时机已过,长征题材的书早已铺天盖地。我们的方案推广很不顺。媒体虽然对长征题材感兴趣,但已经做过一轮。在他们疲乏之时又出来一本写长征的书,婉拒、应付便是常碰上的。书上市二十天情况很不妙。发行部主任给我电话说,脚印老师,你说这书这好那好,就是没人买。王瑛(作者爱人)说,别着急,只要有人看过,他们一定会传播,我们慢慢等着。

 一个月后《长征》被读者传播,开始火热。两个月后到了年底,《长征》终于成了红中最红,发行了九万册,并获得所有的国家级图书大奖。 

一般大题材书,顺势而上,势尽而退,而《长征》每年都能发行四五万册,通常我们叫这类畅销加常销的书为优质图书。这类书不时尚,不会被束之高阁,它被人阅读,讨论,推荐,传送。它的丰碑建立在读者口中,这个丰碑远比任何国家大奖更有分量,《长征》出版后的十年间,常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话或找王树增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与史实、军事学意义上的策略与战术、政治学意义上的信仰与革命、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明与进步。正是《长征》所表达的多重主题引发读者的深思。”

——《长征》编辑 脚印

哈里森《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一本记述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绝境,被迫转移,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脱离险境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1985年10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时间里就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这本书中开始了解那些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场生存大博弈。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值中就可以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

——《长征》简介


魏巍《地球的红飘带》



“《地球的红飘带》 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长篇小说。作品从湘江之役写起,描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作者——著名作家魏巍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严肃精神,真实地、艺术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使诗与史融为一体。”

——《地球的红飘带》简介


杨成武 《忆长征》



“本书详细描述了红军在长征路途上所完成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越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有重大影响的战斗和行动。”

——《忆长征》简介



长征是一部革命的史诗,它的每一个页码上都写满了年轻士兵的动人故事。

“长征胜利80周年专题”,我们未完待续......



本期素材来源:《当代海军杂志社》公众微信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本期编辑:何笠

本期编审:郭瑾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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